……窃谓政治事业，自身含有一种矛盾性。

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，这成为宋明儒者论述一体之乐的重要来源。至完色动，徐曰：有一二事，恐门人或失其传。

公更添说与道为二物，愈不好了。且说不是乐道，是乐个甚底?说他不是，又未可为十分不是。《纵乐的困惑》描述了晚明商业发展导致的社会文化变化，同时描写了各类人群的社会世相;《雪隐鹭鸶》从文学分析出发，分析了阳明学诞生的时代，个体与欲望之间的纠缠。当然，循此思路亦可思考当代面临的人生境况。朋来则本体之欣合和畅，充周无间。

本体之欣合和畅，本来如是，初未尝有所增也。[37] 此种现实的苦，不因人的地位而有差别，现实的现象界，如同一大狱。或谓孔子曰：子奚不为政？子曰：书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？[1]阳明先生以良知之学行教，正是以孔子的方式为政。

良知之学，固然是以心性为本，然而并非囿于心性而止，而是以良知格正事事物物，以及天下之事事物物。以德行仁者王，王不待大。[11] 孟子曰：霸者之民，欢虞如也。盖其心学纯明，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，故其精神流贯，志气通达，而无有乎人己之分、物我之间。

因此，善政执政的重点，应该是着力于人所同者，而非强制于人所不同者。然而这并非脱离政治、不问世事，而是以正确的、符合天理的方式参政。

其才能之异，若皋、夔、稷、契者，则出而各效其能，若一家之务，或营其衣食，或通其有无，或备其器用。向之求理于事物者，误也。当时的顾东桥致阳明先生的书信，便持此一看法。襄赞天理流行，是智者利仁之事[7]。

目不耻其无聪，而耳之所涉，目必营焉。由是可知，阳明先生所提倡之良知之教，实属时义之大。有记诵之学，而言之以为博。岁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舆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

圣王政教的根本，就是允执厥中。[10] 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就像尧舜之朝的皋陶、夔、稷、契，均是因其本来之才而受到举用，而非事先培养而成。而霸道之下，在位者长行小惠，民众便不再知有良知，而唯在位者之意是从，因此富强之说、倾诈之谋、攻伐之计任意兴起，一切欺天罔人。

失去生活的社会，与此类似，大部分人缺钙，少数人骨质增生，这便是不均的表现，社会其实处于各种权阀、财阀的驱使之下。孟子曰：以力假仁者霸，霸必有大国。唤醒世人的良知，使得世人不再游离于逐物远性之地，从而使得天下事事物物皆得其理，各得其所，这正是阳明先生的政治思想所在。然而一旦率性之几不能允执厥中，那么由心体物的良知自然发用，就会逆转而为人被物化的良知障蔽状态，这就是《乐记》所说的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这就是蒋先生圣王再兴[5]说的根本。[3]这便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。

人的良知本来清明，只是后来间于有我之私，隔于物欲之蔽，导致良知障蔽，这才需要尧舜孔子先觉者起而行教，以行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政，使之皆有以克其私，去其蔽，以复其心体之同然。若心体同然之良知不明于世，那么再沧海桑田，君权换了民权，只是风景不同罢了。

人所同者，天理良知也。良知之教与良知政治思想合驱并行，则尧舜王道之治可期。

此圣人之学，所以至易至简，易知易从，学易能而才易成者，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，而知识技能，非所与论也。这是政教所以兴起的缘由，即：一方面是人的良知障蔽，一方面是圣王仁心良知之自然流行。

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发政施为，能做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充遍，就是均。只有行此道，才可以保证天理流行无阻，而无一民不得安生。大概龙场悟道之初，阳明先生尚着意于生死焦虑[14]，至此已然扩充良知之学至于政治焦虑、历史文化焦虑[15]，从而形成其以良知为本的政治思想。

盖其为心，良欲以挽回先王之道。三代之衰，王道熄而霸术猖。

非夫豪杰之士、无所待而兴起者，吾谁与望乎？ 非夫豪杰之士、无所待而兴起者，吾谁与望乎？阳明先生此语虽为勉励君子而发，然直与孟子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之气概相同。到头来解决不了问题，只好引进其他学术思想，众说纷纭，于是人民人心成了各家各派群起角力之场域。

何邵公对大一统的解释是：继天奉元，养成万物。而一旦身体钙质不均，就会造成一方面骨质缺钙，一方面骨质增生的现象。

不明良知之学，则虽欲挽救世道，不仅枉费心力，更多情况下反而会助纣为虐。只有政均人和，才能使人人所异的才能秉赋得到自由发挥。以德服人者，中心悦而诚服也，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。譬之一人之身，目视，耳听，手持，足行，以济一身之用。

所幸天理之在人心，终有所不可泯。如此，天下人人皆能行乎性分之所固有，而非有假于外者。

如果以道为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，那么尧舜是帝道时代，夏商周是王道时代，三代以后秦汉以降是霸道时代。苟当其能，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，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。

若是者纷纷籍籍，群起角力于天下，又不知其几家。然而，阳明先生的异人之处，正在于身处困境，既不怨天尤人，又不自暴自弃，而是反躬自省。

(责任编辑：栗锦)